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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《苏东坡传》5、主政一方，政通词美

hi，我是晓书童。

你还好吗？阳康了没？如果恢复了我推荐你去看《阿凡达：水之道》。

“好了之后就能去看《阿凡达》了”就是我发烧时候最大的自我安慰了。我是前天去看的，实在太美，太震撼，太享受。上次看电影给我带来这种感受的，就是它的上一部前作。

网上吐槽最多的剧情俗套稀烂，我是一点都没感觉到。我还会去电影院里二刷甚至是三刷，真的是没有辜负这10多年的漫长期待。

强烈推荐！

前情回顾 

1069年，雄心万丈的年轻皇帝宋神宗与财经大师王安石一起，启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全方位经济变革。

王安石颁布了数十条法令，覆盖了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。新法一出，像是司马光，欧阳修，韩琦这些朝中重臣都对变法颇有意见。而宋神宗坚定推行变法“不换思想就换人”，贤德的仁宗皇帝，亲手提拔培养，留作领导国政的一帮儒臣，几乎全被外放或自请引退。王安石不得不启用大量新人推行变法，结果一大批见风使舵，钻营投机的宵小之辈，趁机扶摇直上进入权力中枢。

变法前几年由王安石操刀，一开始确实令国库充盈，但时间一长，完全背离了当初制度设计的初衷，官员层层加码，搞的民不聊生。来自皇帝的信任逐渐动摇，再加之小人陷害，王安石被两次罢相，黯然退场。

之后由宋神宗亲自主持变法，前前后后搞了17年，大宋王朝的经济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。1085年，宋神宗驾崩，变法偃旗息鼓，但是整个朝堂之上，尽是借改革东风上位的一众宵小。

因是否支持变法而产生分歧的新旧两党，由一开始的政见不合，逐渐变成权力之争，最后演化成你死我活的党争。

在之后的宋哲宗和宋徽宗年间，新旧两党轮流上位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整个政坛变成了双方争斗的竞技场。所以说王安石变法之所以流毒不尽，不是它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有多严重，而是它所引发的残酷党争。

新旧两党已经完全符号化，不再有什么变革方针，也没有是非对错，只有你死我活的站队争斗，致使整个王朝的官僚体系彻底的堕落失效。

王安石确实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改革家，一个道德高尚毫无私心，一心变法只为国富兵强的人，却勤勤恳恳日以继夜的把国家引向了灭亡。

苏轼与王安石变法

1068年，苏轼守丧期满返回京都，朝堂之上，变法举措纷纷出笼，如火如荼；新旧两派唇枪舌剑，怒目相向。而苏轼选择站到了反对派，旧党这一边。

一来，因为苏轼与一大批反对变法的元老重臣关系都很密切，所以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轼。二来，苏轼自己也觉得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，直接动摇了国家制度的根基，他所期望的是循序渐进式的改良，而不是疾风骤雨式的变革。

苏轼刚回去的时候，宋神宗非常欣赏他，曾经当面询问苏轼对变法的意见：“有什么尽管放心大胆的说，朕不会怪罪你。”

苏轼也直言不讳：“陛下英明神武，天纵英才，勤奋果敢，但是您太急于求成，进人太锐，提拔官员的速度太快；耳根子太软，听言太广。”

宋神宗对苏轼提的3点意见很是重视，表明自己一定会好好考虑，以后你也要多为我提提意见。

苏轼也是不负宋神宗的嘱托，从此之后多次上疏批评变法，但都没有音讯。于是苏轼就上了一道言辞非常激烈的奏疏。他直接警告皇帝，如今的变法举措，就好比是医生在患者身上用毒药，用性命的生死来检验药效。如果继续一意孤行，终究会让国家灭亡。

这么一说，让王安石非常的生气，也让宋神宗对苏轼有点看不顺眼了。

这时候，御史台向皇帝告状，说苏轼当年运送父亲的灵柩回老家的时候，利用官船贩运私盐，瓷器。本来这种事情，如果皇帝对臣下信任的话，置之不理就是了。可宋神宗立刻下令严查。把当年跟苏轼一行的船工家丁全部问了个遍，最后什么也没查出来，这就是子虚乌有的栽赃陷害，传言是王安石所指使的。

这件事激怒了司马光，他跑去找宋神宗帮苏轼说话，但宋神宗却说：“苏轼确实有才华，但也并非道德品质完美的君子，你对他并不了解。”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宋神宗对苏轼已经相当的不爽了。

皇帝的态度让苏轼不寒而栗，他自己也清楚，如果继续留在京都这个政治漩涡的中心，早晚会引火烧身，于是他主动乞求外放。

1071年，35岁的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。几乎在差不多的时间，司马光也被驱赶到洛阳赋闲，这两个人的离去标志着旧党这一阶段反对新法的失败。

主政一方

苏轼一生两次任职杭州，一次是这次任通判，第二次是18年之后任知州。

地方一把手，在汉代叫太守，唐代叫刺史，宋代叫知州，明代把州改成府，所以叫知府，现在我们叫市长。

通判是宋朝为了防止知州大权独揽而设置的，比知州级别低，但是对知州起到监督的作用，所以也叫监州。

这次苏轼外放杭州，固然是为了躲避是非，但也是他第一次担任地方大员，对他政治才能是一次实打实的考验。按照宋朝3年一调任的官员制度，之后他又去到密州和徐州担任知州，前前后后加起来有8年时间主政一方。

苏轼到底有没有治世之能？是不是和李白，杜甫一样，诗坛神话，却在政坛上无所作为呢？

这8年苏轼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工作是徐州抗洪。

徐州位于黄河下游，水患严重。苏轼刚刚到任，就连降暴雨，洪水泛滥，水位高出城中平地一丈有余。洪水随时都有可能冲毁城墙，淹没全城，形势万分危急。在这紧要关头，苏轼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，带领全城百姓抗洪。

洪水袭来，百姓纷纷要求出城避难。苏轼深知民心失，则徐州不保。他慷慨激昂的表示，只要有我苏轼在，徐州城一定保得住，他将想走的人全都劝了回来，稳定住了民心。然后迅速集结百姓日夜加固城墙。

与此同时，苏轼冒雨亲自请求驻防徐州的禁军参与抗洪。要知道禁军是听命于皇帝的，地方官不能随意调动。但是情况危急，在苏轼的再三请求下，禁军将领集合所有官兵奔赴抗洪前线。在军民的共同奋战下，最大洪峰到来之前抢筑起了防洪大堤，保住了徐州城。

抵御住了洪峰，苏轼组织水利专家研究之后，凿开泄洪口，将洪水引回黄河故道，这才算解决了这次水患。

抗洪的70多天里，苏轼身披蓑衣，脚穿草鞋，手柱木杖，吃住都在抗洪一线。随着徐州城解围，百姓们狂欢着相拥而泣。

为了保障徐州的长治久安，苏轼向朝廷递交了修建防洪大堤的预算报告。来年拿到朝廷拨款，便组织修建。宋神宗还专门下诏表彰苏轼在抗洪抢险中的卓越表现。

徐州抗洪只是苏轼8年地方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一件事。他在杭州修复水利，解决当地人常年来吃水难的大问题。他在密州整治虫灾，救助孤儿。不仅受到朝廷的褒奖，也受当地百姓所喜爱，苏轼确实是一个有较高行政才能的好官。

词开豪放一派

由于地方工作的历练，让苏轼的眼界更加开阔，思想更加深刻，从而锻造出了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。

首先是杭州时期，对于中国文化来说，苏轼与杭州的相遇意义非凡，杭州的美景与苏轼的才华，那真是天作之合。

秀丽如画的西湖，令苏轼心旷神怡：

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
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这无疑是描写西湖最好的诗句。天晴之时，西湖碧水荡漾波光闪动，风景正好。下雨之时，周围的青山，迷蒙苍茫，又显出另一番奇妙景象。西施是春秋时有名的美女，无论是盛装打扮还是淡雅装饰，都一样的美丽动人。如果把西湖比作西施的话，那无论是晴是雨，是冬是夏，都同样美不胜收。从此之后，西子湖也就成了西湖的美丽别名。

尽管苏轼身在天堂般的杭州，但他也不能一直放声大笑纵情高歌，一直月夜泛舟西湖之上。因为还有无数的百姓在变法的影响下，或因青苗法无力还债，或因盐业专营贩卖私盐成为囚犯正待审判。苏轼身为朝廷官员，不得不执行变法政策，但又因百姓因此受苦而心痛不已。

所以，苏轼把这些内心的苦闷，民间的疾苦和对现实的不满写进了诗词里。当时正处在一个大时代的转折点上，印刷术让文字的传播变得极为方便，而苏轼的作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传播开来，让他成为了当时的微博大V，这也为他日后身陷文字狱埋下了伏笔。

1074年，变法的弊病开始显现，同时天下大旱，致使很多老百姓吃不上饭，成为流民。郑侠献《流民图》，将饿殍遍野，民不聊生的惨状生动的展现在了宋神宗的面前，这让宋神宗对变法的信心动摇，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之位。

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苏轼杭州三年任期已满，被派到密州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出任知州。

苏轼第一次作为地方一把手主政一方，身份和心境都不同了。他的满腔豪情在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这首词里表现的淋漓尽致：

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。为报倾城随太守，亲射虎，看孙郎。

酒酣胸胆尚开张，鬓微霜，又何妨，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冯唐？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

这首词横空出世，把中国词历来香艳柔美的女儿情，变换成了报国立功，刚强壮武的英雄气。从此，词才有了婉约和豪放的划分。

我们之前上学的时候，课本上说苏轼是豪放派词人。作词本是文人在一起饮酒娱乐，填词之后拿给歌女唱的。

比如说李煜的：

“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

为什么一个大男人说自己是朱颜呢？再比如说欧阳修的：

“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

当世大儒为什么会是这种娇柔的腔调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是用一个歌女的口吻写作，这是词作为一个创作载体的基本要求。

而苏轼的“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”“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”这些词歌女根本就没法唱，苏轼才不管这些呢，我就用我自己的口吻在写，所以说他词开豪放一派。

苏轼悼念亡妻的那首词，也是在密州期间创作的，之前讲过我们就不再细说了。

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

还有是在密州，一个中秋月夜，苏轼无比思念多年不见的弟弟苏辙，心情苦闷，喝得酩酊大醉，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

这首词应该所有同学都会背了吧，水调歌头的出现，让古往今来所有写中秋明月的文字，全部黯然失色。康震教授在他的书中这样点评水调歌头：

在词中，苏轼想乘着清风，飞到月宫里去，因为现实生活有太多的沮丧，但很快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天上宫阙固然潇洒自在，可月光传递给人们的却是一缕缕人间的温情。

这便是苏轼，超然达观，又不孤芳自赏；热情好客，却不世故圆滑；才华横溢，也不自鸣得意。词中，饱含着巨大的人间深情与超然智慧。

弟弟子由，是苏轼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，他的书信与关怀是这尘世喧嚣中最清澈的知己之音。当苏轼身边高朋满座时，子由的情意或许并不显得有多深厚，但当苏轼得罪权贵，形单影只之时，子由那平淡笃实的情怀便是他体味世间温情的全部，是苏轼复原精神力气的源泉。

苏轼呐呐自语：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”

他在问谁？是远方的子由，还是醉醺醺的自己？是迷离的月光，还是小巧的酒樽呢？或许他在意的根本就不是答案，而是这个孩子气的追问本身。似乎只有这样，才能使自己在深深的渴望与失落中寻找到一缕青烟般缥缈的安慰，才能给自己的醉意阑珊寻找到一个聊以解嘲的答案。

天上人间与人间天上或许从来都没有什么分别。

慕然回首之际，人生憾恨固然苦多，但如果对无限年光的追求，必须在天人分离中实现，那不如好好把握现世，把握每一个美妙的夜晚，在酩酊大醉中感受实实在在的人间快乐。

或许，超越有限，追求无限并不意味着从人间到天上的提升，而是人间天上的相互渗透与交融，是在充分享受现实生活的过程中，对未来图景的想象与展望。所以不必在月宫起舞，人间清影胜却仙境无数。

其实月光又懂什么呢？它不过是儒生笔下的一缕情思，老庄眼中的一线光影，禅者心头的一段话语罢了。

苏轼又何尝不明白这一切？所以他的中秋才如此的不同寻常，它追求遗世独立的人格境界，但并不止于老庄的虚无悲凉，否则怎会如此一往情深？他渴望现世人生的完满团圆，但并不止于人伦亲情，否则怎会如此旷达，超逸？他没有那样的执着，却有足够的热情：

“难道人生无再少？门前流水尚能西。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

1076年的这个夜晚，并不因孤独的思念与长久的落寞而走向寂灭、干涸与疯狂，相反，它是如此的丰厚、充实、平静、温和，饱含着人间的深情与超越的智慧。

1076年的这个中秋只属于苏轼。

苏轼，虽然坚定的反对新法，离开京城是为了避开是非，但它绝不是一个书呆子，他在杭州修复水利，在密州扑灭虫灾，在徐州抗洪修堤，为民造福，政绩斐然。而他在这段时间里所创作的优秀诗文，让他获得了崇高的声誉，也让杭州、密州和徐州笼罩上了传奇的色彩。

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好官，更是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文学大家。

1079年，43岁的苏轼将要调任湖州，就在他举家奔赴湖州的时候，一个巨大的灾难紧跟其后。苏轼即将迎来自己人生的至暗时刻，乌台诗案。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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